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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从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一直作为新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新闻报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新闻评论这一样式的特征是什么，一直以来是业界和新闻评论研究界所争论的问题。对于新闻评论的特性可以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持己见。不管对新闻评论的特性的认识持何种主张，我以为，新闻评论的新闻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写作新闻评论和研究新闻评论都离不开新闻评论的新闻性这一根本特性。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实性。新闻评论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是建立在真实事实基础之上，是对真实事实展开的评论，如果事实失去了真实性，有关评论就毫无价值可言。
2.时效性。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同样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新闻评论新闻媒体、个人就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或问题展现观点、表明立场、发表意见的文体。
新闻评论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方式，是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求异闻创新的，新闻评论最早运用于报纸新闻，尔后经过被广播电视媒介所借鉴。新闻评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了新的形式。
1.评论主体的人格化。新闻评论是说理的论说文，重在说理，表明评论者的态度、观点和立场。以往新闻评论在说理议事过程中，常以居高临下地说服教育，受众听到的仿佛是“神”的声音。评论主体的人格化，由“神”变为“人”。这个“人”是媒体的代言人，而在受众的感觉中，他就是他本人，他在表达着他自己，他说的都是他想说的，他说的都是从他的思想情感中流淌出来的，受众感受着他的内心情感，品味着他的人格魅力，为其吸引，与其共鸣。
2.评论过程故事化。新闻评论尤其是电视新闻评论作为专题新闻报道，评论的观点建立在对新闻事实之上，通过新闻事实步步推进而逐步显现出来，这种方式就象深山探宝，新闻评论的观点就象置于深山的珠宝，要经过艰难险阻最终方能得到。受众想知道的不仅仅是“结果”，同样也想知道“过程”。“过程”指的是发展变化，处于动态当中，所以，从过程入手，以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论据去论证观点，既能把受众“最想知道的”东西清晰明了地告诉受众，又能在动态中得出结构，证明观点，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就为受众所喜欢和易于接受。
3.评论角度立体化。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孤立、静止存在的。都处在相互联系中，传统的说理方式削弱了舆论说服效果，限制了新闻评论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新闻评论则改变了固定化、单一化、平面化的思维模式，善于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透视、理解，形成说理的多样性，观点的立体化。
4.记者播客专栏化。记者开设播客专栏，将网络上流行的“播客”、“博客”搬到传统媒体中来，在这一个性化表达空间里，记者既可以结合采访录音等鲜活的资料发表评论，又可以直白地口述自己的采访感受，让听众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有更多的了解。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两会”期间开设过《记者播客》栏目，让记者口述“两会”的采访花絮，很有特色。
新闻评论怎样高出一筹？就是要想办法写出新意。新意是新闻评论的明珠。要使新闻评论有新意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新观点。新闻评论贵在推陈出新，不蹈袭别人，表现出独特的新见解。新闻评论各媒体对同一事实的认识有新观点，需要量细心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需要对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分析，需要对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的学习，新闻评论要渗入时代新观念。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线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线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4)大众性还有一义，即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新闻评论有别于专业性评论，是对大众共同话题的评说。有了大众的参与，形成双向对话交流，新闻评论就真正有了生命，成为有源之水。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线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构建和谐社会要塑造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现代国际新闻的话语权，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世界，公众需要信息，更需要传媒提供分析、判断和见识,信息越丰富，信息消费就越费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领群众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世界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何在渗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今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新闻评论在各媒体日渐兴旺，报纸已不满足于言论专栏，而不断涌现言论专版,形式也更为多样，新闻评论已成为各媒体的重要需要，看重新闻评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下面仅从七个方面探讨它的创新特色：
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这是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的。新闻评论作为新闻体裁，进入新世纪，由于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由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它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为“新闻化”特征。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
新闻性要求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质量，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潜在作用，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争夺总编辑眼球的“武器”，因它而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体的咄咄逼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被打破，使任何新闻信息的传播十分容易,因此，报刊在新世纪更为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报刊开辟了《今日社评》、《新闻时评》、《时评》等评论专栏或专版。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例如刊发在200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振兴》，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发表的通讯《科学发展看东北》而发的评论；又如2005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五版的社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而发表的。都是当天新闻信息的深入，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的是随着新闻事件的继续，刊发系列评论，这些系列评论同样也很重视时效性。如2000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又过了3个月，广东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人日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面对上述流血事件，仅隔两天便撰写了一组评论，于2000年7月3日至7日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在全国广大职工中反响极大。
新闻评论的新闻化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入新世纪主要体现在“时评”的大量涌现。触及现实，是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
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8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社评”为代表掀起的；当前兴起的第三次“时评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新闻时评为什么会中兴？其原因我认为：一是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的增多，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一些市场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能在短期内成功，时评版的功劳不可没；二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闻时评的中兴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梳理与解析；迫切希望媒体有一个公众和专家参与并发言的阵地，人们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有的新闻时评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但是新闻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新闻评论，也就是时事短评。如针对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广州日报》在《今日时评》发表了本报评论员苏宁的评论《大学生线；针对高考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四面八方“优待”考生的事实，《人民日报》发表姜泓冰的时评《从“优待”高考到关注成长》2；针对《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人民日报》发表郝洪的时评《国企，七十二万年薪高不高》3；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参加境内境外的活动，社会和国际影响恶劣，可是许多人对干部参赌的严重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日报》及时推出士心的时评《干部“沾赌”不可小视》4；不胜枚举。这些时评直面现实、关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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