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上午，冒着初冬的寒风，我走进了电视台东门。地上到处是已经枯黄了的落叶。片片落叶随着行人的脚步一起一伏。又是一个冬天要来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出现了一阵莫名的惆怅。两天前，我刚刚从美国采访回来。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旅途使我非常地疲惫。莫非是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要不就是美国警察的手铐还令我耿耿于怀？还是这片片枯叶预示着什么？

　　我心事重重地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中间的一台二十一寸电视机前挤满了人。我心里纳闷：平时上午一般没人看CNN呐？莫非有什么事？

　　就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以色列当地时间十一月四日晚上十点左右，拉宾总理在特拉维夫一个和平集会上发表讲演，在结束讲演之后准备离开时，一名二十七岁的犹太大学生向他开了一枪，打中了拉宾的背部和腹部。拉宾立刻被送到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一个小时后，拉宾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时间是十一月四日晚十一点十一分。

　　这是一件重大突发事件。我和制片人、“盖导”以及在场的几位编辑紧急商量后，决定立即动手，制作一期特快反应式节目在当天晚上的《焦点访谈》栏目中播出。大家迅速做了分工，“盖导”和制片人负责总体把握和协调，几位编辑记者分头出动，有的收录国外电视台最新动态的画面资料，有的搜集整理历史资料，有的去采访外交部和有关中东问题专家。我的任务是和“盖导”一起制定这期节目的总体结构，并调阅这一事件的相关报道，根据各个板块的采访内容写出演播室的主持词，并准备随时录像。

　　我立即打通了新华社国际部值班室的电话。半个小时后，我从传真机上收到了新华社发来了几十页文字材料，其中包括许多外电有关拉宾遇刺时的详细描写。看着这一页页布满了“拉宾”字样的报道，我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十一月四日晚，在特拉维夫市政厅外的国王广场上，以色列政府和一些民间和平组织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和平集会，有十万人参加了这个集会。集会的气氛十分活跃，人们载歌载舞。一些以色列青年人甚至还把迪斯科乐队带到了集会上。集会进行到一半，拉宾总理出现在了会场。在众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拉宾走上了设在市政厅门外台阶上的主席台。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戴上眼镜，向集会的人群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情的讲话。讲演完毕，拉宾收起讲稿，将它放回西服里面的口袋。他走下讲台，顺着市政厅的台阶一步一步走向早已在台下等候的轿车。这时，突然传来两声枪响，拉宾身子一蜷，双手捂着肚子。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拉宾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顺着枪声倒在了台阶上。几十名警卫和拉宾身边的工作人员蜂拥而上，将拉宾团团围住。拉宾迅速被放在了一个担架上，他的胸前鲜血染成了一片。这时，拉宾已经昏迷不醒，没有脉搏，也测不出血压。

　　拉宾被送进医院之后，有几百人赶到医院外等候他的消息。当拉宾的高级助手艾坦·哈贝尔宣布拉宾总理已经去世时，人们悲痛欲绝。许多人点燃了蜡烛和打火机，以示心中的哀思。一个多小时前还是一片欢腾的海洋的国王广场上，也亮起了数千盏烛光，人们眼里含着泪水静静地坐在地上，久久不肯离去……

　　读着这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报道，我迟迟无法下笔。眼前不断闪现出两年前在北京见到拉宾时的情景。

　　一九九三年十月，拉宾总理作为中以建交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以色列领导人来到了北京。一个月前，拉宾总理亲赴华盛顿，代表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以和平条约。

　　十月十三日上午，我们在钓鱼台宾馆十八号楼见到了拉宾。作为采访地点的十八号楼一层的那间大会客室，朝阳的一面是落地玻璃窗。透过玻璃，外面是钓鱼台特有的亭台楼榭，小桥流水。我们选择了两把藤条编制的扶手椅，放在了会客室的一角。为拉宾准备了那一把椅子的背景正是那很有中国味儿的庭院景色。

　　大约上午十点，拉宾走进了会客室，我迎了上前去，和他握手，并把事先准备好的名片递给了他，那时我们的名片没有印上英文，我便开玩笑地对拉宾说：“很抱歉，这上面只有中文，不过，假如您想要找我们是很容易的，不像我们找您那么难。”

　　拉宾不喜欢和新闻界打交道已经是有了名的。他很少接受采访，即使接受了，也从不多说一句话。他回答问题总是面无表情，而且喜欢用很短的句子，说完就走。

　　有一次，有一位西方女记者在一家饭店门口拦住了拉宾。那位女记者也许太想表现自己了，她滔滔不绝先向拉宾进了一大通背景，至少有七八句，拉宾听得极不耐烦。最后，那位记者开始甩出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

　　她刚开始说：那么为什么……的时候，早已不耐烦的拉宾对着女记者只说了一个字“YES”，便一转身扬长而去。

　　那位记者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她对着拉宾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还没问完呐！”

　　采访拉宾前，我对他的这些“恶习”早已有所耳闻，而且，我和“盖导”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拉宾对我的玩笑不予理睬时，我并没有像那位女记者一样大喊大叫。我请他坐下来，待录音师为他别上话筒后，我从容地问他：“总理先生，一千多年前，一些犹太商人和拉比（犹太教士）带着商品和在羊皮上写成的圣经卷宗来到了中国的黄河岸边。从那时算起，犹太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第一次良好的交往。今天，您作为第一位犹太国家的领导人又一次来到中国，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拉宾看着我，那眼神里既有惊愕又有一份欣喜。他没有想到一位中国记者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这也难怪，因为拉宾无法知道，我有一个“搭档”，他曾经用几年的时间学习并研究以色列，对希伯莱文化和犹太历史如果算不上了如指掌，也可以算如数家珍。在采访拉宾之前，“盖导”告诉我，犹太人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到过中国。

　　果然，拉宾的脸上奇迹般地出现了慈祥的微笑，他说，犹太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确有着历史悠久的友谊，虽然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采访完毕，当时陪同拉宾访华的助手艾坦·哈贝尔对我说，拉宾先生从来没有对记者说过这么多话。

　　现在，手里握着一杆笔，面前的稿纸上一个字也没有，脑海里翻滚着的却全是两年前的那次采访。

　　我想起了拉宾的样子，他那稀疏的白发，他那低沉而又浑厚的声音，他那难得一见而又慈祥的笑容。在那次采访中，拉宾还告诉我，他准备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他甚至可以考虑让巴基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旁边建立自己的国家。他还告诉我，他马上准备和叙利亚谈判。那一天，也许是钓鱼台祥和明媚的景色触发了他的思绪，七十一岁的拉宾说：

　　“我曾经参加过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我也下令杀过阿拉伯人。但是，我现在决定选择和解的方式，迅速和平。我们都太累了，我们需要和平与安定。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不希望我的孙子像我一样去流血，去死亡。”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拉宾出生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市。拉宾的父母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就移居到巴基斯坦俄国犹太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宾正在巴勒斯坦北部的一所农业学校读书。德国法西斯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暴行牵动了拉宾的心，也打破了拉宾当一名农业专家的梦想。一九四一年，拉宾毕业后选择了从军的道路。二十三年后，他晋升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一九六七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拉宾指挥以色列军队顶住了阿拉伯联军的进攻，并最后反败为胜。在那次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以色列军队还占领了加沙地带以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从那以后，拉宾被以色列人公认为是一名骁勇善战的英雄。一九七四天，拉宾当选为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并第一次担任以色列总理。一九九二年，就在中东和平进程处在关键的时刻，拉宾梅开二度，再一次出任总理。

　　此时，拉宾已经七十岁。也许是厌倦了阿以民族对立的战争与屠杀，也许是由于人到暮年，良心的呼唤所产生出的巨大勇气，拉宾选择了民族和解的道路。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巴以和平条约。八个月后，他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先行自治的最后协议。一九九四年十月，拉宾又和约旦国王侯赛因签署了两国间有史以来第一个和平条约。拉宾的这一系列勇敢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他被称为是“和平的缔造者”。一九九四年，拉宾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以及阿拉法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和平奖。然而，拉宾的举动也引起了以色列国内反对和平的激进和极端势力的反对。他们认为拉宾是叛徒，他背叛了犹太人。此时的拉宾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他走得太急，根本顾不上左顾右盼。他正准备推倒中东和平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与叙利亚实现和平。

　　已近中午，“盖导”在一旁催促我抓紧写词。这时，编辑胡阳怀里抱着一摞磁带进了办公室。

　　“全是关于拉宾的！各国领导人都在发表讲话。阿拉法特和侯赛因都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录像带往桌子上使劲地一放。

　　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我特别关心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在拉宾死后说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和拉宾的交往较多，感触会更深。也许是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拉宾，阿拉法特就不会在一年前英雄般地回到加沙，没有拉宾，也不会有约旦人盼望已久的和平条约。

　　我看了资料。阿拉法特说，对拉宾的刺杀是一起“对以色列一位伟大的和平缔造者的可怕罪行”。约旦国王侯赛因说，拉宾是一位伟大的和平战士，是中东和平的“献身者”。他说，中东和平就是拉宾留下的“遗教”。

　　一年前，以色列和约旦在约旦河谷中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约以和平条约的签字仪式。那一天，我和“盖导”奋战一夜，制作了一期《焦点访谈》——“和平使沙漠变绿洲”。在那一天的签字仪式上，侯赛因国王和拉宾分别代表两个国家发表了讲话。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也有意翻译并选编了两人各自的一段话。和以往一样，翻译的工作由我来做。我搜集了拉宾的全篇讲话，发现他的讲话真挚而感人，语言里充满着通俗的人情，又是那样地富有哲理。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段，并将它小心翼翼地翻译成中文。

　　节目播出前的那天下午，我请了《东方时空》栏目组里嗓音最纯正的记者张恒为拉宾的这段话配音。那天在编辑间里，聚集了很多《东方时空》的同事。当配音开始的时候，大家屏住呼吸，一边看着电视监视器上拉宾讲话的画面，一边静静地听着中文的配音。随着一句句话语，渐渐地我听见周围有轻轻的抽泣声。我忍不住如此“感染”，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那天在空旷的沙漠中传出的那低沉而动人的声音：

　　“今天早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对于一个刚刚生下孩子的以色列母亲来讲，这是祝福的一天；对于一个刚刚生下孩子的约旦母亲来讲，这是祝福的一天。今天在这里诞生的和平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个希望，这就是：但愿在今天出生的我们的孩子们不再面对死亡，而他们的母亲也永远不再忧伤！”

　　制作拉宾遇刺身亡节目的工作按照“盖导”的部署在紧张地进行着。所有相关图象资料已经编辑完全，各类记者组也已经满载而归。我也在不断对拉宾回忆中写完了主持词。

　　下午四点，我和“盖导”进入《焦点访谈》的演播室，准备录制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道工序——主持人串联词。按照我和“盖导”事先设计的方案，我在节目的开始言简意赅地报道了拉宾遇刺的消息。接着，我们描述了拉宾遇刺的详细情况以及以色列国内的反应。在这之后，我们介绍了拉宾其人及其功绩。然后，我们又报道了拉宾遇刺后国际社会的反应。其中包括阿拉法特、侯赛因的讲话。我们还临时加入了中国政府对拉宾遇刺的态度。最后，我们采访了两位专家，请他们分析拉宾遇刺后的影响。

　　进行到节目该结束的时候，我们突然遇到了难题。“盖导”认为我写好的一段结束语不够理想，不够“煽情”。正在我们苦思冥想如何寻找“煽情点”的时候，胡阳忽然提醒了一句，录制的图象资料里有一段拉宾在遇刺前几分钟集会上讲演的实况。

　　我和“盖导”眼睛一亮，“就是它了，拉宾的遗言！”于是，我们这样设计了节目的收尾：

　　主持人：“拉宾中弹倒地的时候，鲜血浸透了身上装着的讲演稿。在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拉宾在中弹前，面对十万集会听众所留下的遗言。这段话不仅仅可以作为拉宾这位和平缔造者的见证和定论，同时这段话也可以作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以色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心声。”

　　拉宾的现场同声加中文配译：“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参加这样一个和平集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证明了人民需要和平，反对暴力。二十七年来，我作为一名军人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当时我觉得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有了和平的希望和机会。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们坚信和平必不可少，和平必将到来。”

　　说心里话，我更喜欢《拉宾——伟大的和平缔造者》。因为说拉宾是和平的缔造者一点也不夸张。由于拉宾的努力，数以万计的中东的儿童将远离战争。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将快乐地生活在一块在他们懂事之前就已经将仇恨深深地埋葬了的土地上。而将这仇恨埋葬了的人就是一个名叫拉宾的人。

　　说拉宾伟大，有史为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何以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年轻时的辉煌？因为他伟大。一个为生存而鏖战过的战士，为何能擦干血迹为和平而奔走呼号？因为他伟大。一个孤独的人，为何敢于在黑夜里昂首阔步？因此他伟大。

　　一片片落叶在寒风里自由地飘荡。此时我真希望拉宾还能听见“圣经”里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