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甲午战前，三井物产会社等日本企业从进入中国市场伊始就非常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三井物产逐步建立对华情报工作机制，依托在华分支机构和员工，从日本政府、华商、洋商和公开出版物等渠道搜集中国情报。三井物产主要针对煤炭等在华经营商品进行情报工作，谋求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三井物产还向日本政府、客户和社会传递中国情报以促进日本对华贸易发展，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中发挥先锋作用。此外，三井物产还向日军提供情报，为日本对华军事侵略服务。三井物产与日本政府密切合作，在日本对华情报网中占据重要地位。

　　近代以来，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为日本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对象，而有关中国的情报特别是经济情报，则是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日本企业进行对华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后起的日本在资本、技术等方面逊色于欧美列强，因而特别注重对华情报工作以弥补自身劣势。日本通过构筑政府主导的“官民一体”对华情报网，积极搜集、传递、利用中国的经济情报以促进对华经济扩张。

　　政府方面，外务省及其驻华领事馆、农商务省等政府机构是日本对华经济情报工作的主导力量，相关研究比较丰富。民间方面，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的对华经济调查活动受到较多关注，日本商业会议所特别是在华商业会议所在搜集、传递中国经济情报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实际上，遍布中国各地的日本企业才是日本进行对华经济扩张的主力，而相关研究倾向于将日本企业仅仅视为中国经济情报的被动接收者和利用者，忽视了日本企业作为对华情报工作重要主体的作用。目前学界关于近代日本企业对华情报工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满铁”这一国策会社，对于其他日本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考察不够深入，而且时间范围上集中于甲午战后。因此，有必要考察甲午战前日本企业的对华情报工作，以此拓展日本近代对华情报工作研究。

　　甲午战前，日本尚未取得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相对弱小。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以贸易特别是商品输出为主，在华企业类型则以商社为主。汉口乐善堂和广业商会这两大日本商社的对华情报工作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但是两者的官方色彩浓厚，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影响到其对华情报工作的效果。与之相比，三井物产会社（以下简称“三井物产”）的对华情报工作非常活跃而高效，并逐步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在华企业之一。与此同时，三井物产虽然是私营企业，却是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就近代日本企业的对华情报工作而言，三井物产更具代表性。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情报职能是商社特别是综合商社的基本职能之一，对于近代三井物产的情报系统及其作用多有论述。但是，关于三井物产对华情报工作的研究较少，且主要关注甲午战后。有鉴于此，本文以三井物产为中心，考察甲午战前日本企业的对华情报工作。在梳理三井物产对华情报工作机制及其主要对华情报活动的基础上，分析情报活动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日本对华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期从情报角度推进日本近代对华经济扩张史研究，并深化对日本政企关系的认识。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在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同时，积极扶持日本商人乃至自办商社发展对外贸易。其时苏伊士运河通航，电报得到应用，国际贸易竞争越发激烈。情报对于企业特别是贸易商显得越发重要，谁能够率先获取并利用情报，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先机。因此，日本政府通过领事馆等机构积极进行对外情报工作，同时鼓励日本民间搜集海外情报。日本企业配合日本政府进行对外情报工作，以谋求自身发展并促进日本对外贸易。

　　以振兴日本对外贸易为己任的三井物产在对外情报工作方面走在了日本企业的前列。1876年7月1日，三井物产在东京成立，其前身是下野的政府高官井上馨创办的先收会社，主要从事贸易代理业务。三井物产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社长益田孝曾在横滨的美国商行和先收会社工作，对外贸易经验丰富，深知情报对于贸易的重要性。三井物产开办的《中外物价新报》指出，不了解外国的商业状况是日商难以和外国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了解外国的风俗偏好等情况才能顺利进行对外贸易。益田本人就多次前往中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三井物产成立初期，情报相关机构设置变动较大。益田孝领导下的总部是三井物产情报工作的指挥中枢。与情报工作相关的部门主要是“用度方”和“仓库方”，“用度方”负责收发邮件电报，“仓库方”负责调查商品的行情、交易额，制作交易表并分发给客户。后来，三井物产又设置“杂务方”掌管情报相关业务，将从商法讲习所毕业的间岛与喜等优秀人才配置到“杂务方”，可见三井物产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制定并完善情报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1876年6月制定的《三井物产会社规则》第7条规定，番头（掌柜）应详细了解诸般交易的流程、商品的行情以及其他一切与商事相关的情况，与其他商贾广泛相交，如果了解到与本公司相关的情报要迅速汇报。《三井物产会社规则》第20条规定，每周都要详细调查商品的行情、销售额和存货，制作行情状交付给客户，同时尽可能地添附文件详细告知相关交易状况。1876年7月制定的《三井物产会社交易办理手续概略》规定，一旦代理销售的货物送达目标市场，三井物产应立即向货主通报货物行情和交易状况。三井物产对于情报搜集、传递的流程和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确保情报工作有据可依。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从1873年到1893年，中国常年占日本对外贸易额的20%以上。中国是三井物产最先着手并重点开拓的海外市场，也是对外情报工作的重要对象。三井物产从1877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着手开展对华情报工作。

　　在华分支机构是三井物产对华情报工作的主要据点。早在1877年，三井物产就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甲午战前，三井物产又先后在香港、天津开设分支机构。在这些分支机构中，上海支店的规模最大并长期兼管其他分支机构，是三井物产对华情报工作的前沿指挥中心。三井物产《清国上海支店事务办理规则》第5条规定，要详细调查适应中国中部需要的日本物产，向总部报告相关状况，输入样品进行试销，制作销售会计书详细报告给总部。第10条则规定，每次邮船出发时，应向总部详细通报上海的商业状况、银铜币交换的状况、汇兑行情等各市场的行情，重要事情要通过电报通知总部。除总部外，还要经常向长崎支店通报各种商品的行情和交易情况。上海支店等在华分支机构需要将情报以邮件、电报、面谈等方式传递给总部或其他相关部门。长期担任上海支店长的上田安三郎与社长益田的邮件往来尤其频繁，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上田向益田汇报搜集到的中国情报，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并请求指示。例如，1886年10月8日，上田写信向益田报告清政府正在兴办铁路、电报等各种事业，要求增加在华分支机构的人手以便趁机拓展相关业务。商品价格等时效性较强或者比较重要的情报则通过电报快速上报总部。必要时上田也会返回总部述职，向益田等高管当面汇报中国情报。除了在华分支机构外，大阪支店等与对华业务密切相关的其他分支机构也会视业务需要派人进行对华调查活动。

　　三井物产的员工具有较强的情报意识，上到社长下到中国人员工都积极参与对华情报工作。益田在甲午战前多次来华考察。上田在搜集中国情报方面尤为活跃，调查足迹遍布上海、香港、天津、厦门、福州等中国沿海口岸。在上田的领导下，三井物产在华分支机构的员工积极搜集中国情报。吴永寿、山本条太郎、藤濑政次郎等日本员工通过搜集中国情报，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逐渐成为有名的“中国通”。三井物产还像欧美洋行一样利用买办等中国人员工搜集中国情报。益田早在横滨的美国商馆工作期间就注意到当地的华人买办派人四处打探情报。三井物产在中国雇佣买办进行交易，正是因为他们通晓中国的风俗习惯、商业交易等情况。

　　三井物产通过日本政府、华商、洋商、公开出版物等各种渠道搜集中国情报。首先，三井物产通过日本政府相关机构获取中国情报。日本政府通过驻华领事等搜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其中不少情报被传递给三井物产。益田经常到日本内务省劝商局等政府部门打探情报，其中就包含有关中国的经济情报。例如1876年7月8日的三井物产内部资料《日记》就刊载了日本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关于福州茶叶交易状况的报告。三井物产尤其注重向日本驻华领事获取其辖区的情报。1876年7月，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向益田反馈关于日本三池煤的调查结果，指出上海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只要低价销售三池煤就能打开市场。三井物产据此确认了三池煤的市场价值，向日本政府申请获得了三池煤的独家经销权。翌年三井物产派遣上田安三郎到上海筹备开设分支机构时，品川向上田介绍了在沪日商的情况，希望三井物产成为日商的先导，大量输入日本商品到上海。1878年，三井物产派遣曾经担任外务省官员的员工执行弘道到香港开设分支机构并推广日本贸易银元时，执行首先拜访了日本驻香港副领事安藤太郎了解当地情况。安藤在回国述职经过横滨、神户、长崎时，还为三井物产调查了许多相关物产。对于上海、香港等地的日本驻华领事而言，三井物产是当地最大的日商，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提供情报等方面的支持。

　　其次，作为交易对象的华商、在华洋商也是三井物产搜集中国情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各地经济情况最为熟悉的无疑是扎根当地的华商，外商通过华商获取情报才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三井物产也不例外。1890年，三井物产大阪支店派遣员工端善次郎向上海商人展示日本棉纱样品并征询他们的评价。同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员工山本条太郎到营口调查，通过东永茂的财东潘达球等华商了解东北豆货的商业价值。欧美洋商比日商更早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的情况也更加熟悉。因此，三井物产也通过在华洋商搜集中国的情报。1877年2月，益田受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的委托，与第一国立银行行长涩泽荣一共同到上海交涉西征军借款事宜时，就向在上海经商的前同事、瑞士商人布莱恩探询当地情况，委托布莱恩暂时代理销售三池煤。同年6月，三井物产派遣上田到上海筹备开设分支机构，上田通过布莱恩的介绍，与轮船招商局、汇丰银行等搭上关系，熟悉上海的情况后才正式开设分支机构。

　　此外，三井物产还通过公开出版物获取中国的情报。报纸、杂志等公开出版物包含很多和中国相关的信息，善加整理分析的话也能成为有用的情报。上田通过邮件向益田汇报中国情况时，就经常援引中国出版物的信息。1893年三井物产高管巡视了上海支店等在华分支机构，其巡察报告就收录了《中国的货币》等欧美人士介绍上海货币金融状况的文章。

　　综上所述，甲午战前，三井物产已建立并完善了情报工作的相关组织，并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华情报工作机制已初步成形。

　　甲午战前，三井物产主要从事贸易代理业务。为了拓展对华贸易业务，三井物产需要搜集中国的经济情报，特别是与其在华经营商品相关的情报。三井物产在华经营商品基本是当时日本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其对华情报活动基本也是围绕这些商品展开的。

　　商品输出是甲午战前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主要方式。三井物产成立伊始，就注重搜集中国市场上日本商品的相关情报。三井物产《清国上海支店事务办理规则》第5条规定应详细调查适应中国需求的日本商品，以此开拓中国市场。

　　三池煤等日本煤炭是三井物产着力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也是三井物产对华情报活动的重点。三池煤矿是日本政府官营的重要煤矿，出产的煤炭起初主要供应日本国内市场。1876年9月，日本政府委托三井物产独家代理销售三池煤。三井物产可以获得三池煤销售额的2.5%和纯利的50%作为佣金。翌年，三井物产派遣上田安三郎到上海开设分支机构推销三池煤。上田通过调查认识到煤炭以外的日本商品大多由华商输入中国，日商难以和华商竞争。因此，他将煤炭视为三井物产打开中国市场的突破口，多次到中国各地考察煤炭市场并推销三池煤。1882年12月，上田到香港、广州等地考察，向太古洋行、轮船招商局等推销三池煤。1885年5月，为了进一步开拓华南市场，上田到汕头、厦门、福州等地方口岸考察。1887年5月，上田陪同日本三池矿山局长小林秀知调查了香港、汕头、厦门、福州等地煤炭市场的情况。除了煤炭市场外，上田对于中国的煤矿开发也非常关注。1878年5月29日，三井物产经营的《中外物价新报》介绍了上海煤炭市场的情况，提及开平、基隆等地煤矿开发的动向，评价了三池煤的市场前景。这篇来自上海的报道极有可能是上田调查的结果。1887年7月，上田到开平煤矿实地考察，由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陪同详细考察了各种煤矿设备。1888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变卖三池煤矿，益田特意召回上田，了解中国煤炭市场的情况，力主三井财阀竞标三池煤矿。1888年8月，三井财阀成功中标三池煤矿，后来以三池煤矿为基础成立三井矿山会社。三井矿山会社后来发展成为与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并立的三井财阀三大支柱之一，生产的煤炭继续由三井物产出口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海外市场。19世纪80年代前期，煤炭业务收益占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利润的四五成，如果加上与之相关的航运业务则达到六七成。三井物产依托煤炭业务在中国成功立足，并以之为基础扩展了航运等其他业务，情报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煤炭以外，三井物产积极调查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其他日本初级产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调查华北的木材需求，并率先将日本枕木输出到中国。1886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计划修筑唐胥铁路。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上田特意赶到天津，向开平铁路公司总理伍廷芳展示桧木等日本木材样品，益田则在日本东北调查适合出口华北的木材。1887年，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向三井物产采购日本东北的桧木作为枕木。1890年，中国铁路公司计划修筑唐胥铁路，一度使用俄国木材作为枕木。了解到这一情报的三井物产天津支店立即派人回日本调查，确认青森县桧木等木材最为符合中国铁路公司的需要。后来，中国铁路公司认识到俄国木材质地柔软，不适合作为枕木，于是继续向三井物产采购日本木材。可见，三井物产正是在搜集情报充分了解中国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才得以开展日本枕木业务。

　　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产业革命蓬勃发展，三井物产开始顺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输出工业品。棉纺织业是日本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因此三井物产致力于搜集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相关情报。1890年，三井物产大阪支店派遣员工端善次郎到上海考察中国的棉纱贸易，端善次郎详细调查了上海等地的棉纱输入状况、交易规则、重要棉商、流行的包装样式等情况，完成调查报告《清国棉纱贸易实况报告书》。该调查报告可谓甲午战前最为全面翔实的日本对华棉纱调查报告。1891年，三井物产通过其上海支店搜集当地输入的棉纱样本进行研究，开始对华输出日本棉纱。1893年8月，三井物产派员工到上海调查棉纱的市场状况。棉纱之外，火柴等工业品也是三井物产在中国的调查对象。例如1887年12月，上田调查了中国的火柴市场，指出瑞典火柴在上海很受欢迎，维也纳火柴则在天津、汉口等有较大的需求，建议益田早做决断，加紧对华输出日本火柴。三井物产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搜集中国市场各类商品的情报，以期拓展日本商品的中国市场。

　　三井物产也重视搜集棉花、豆货等中国土产的相关情报，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资源。上田就任上海支店长以来，就非常关注中国棉花。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增加。三井物产开始将中国棉花大量输入日本。由于中国棉花含有的水分较多、品质不一，三井物产还与华商、洋商合资开设上海机器轧花局，以提升输日棉花的品质。此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过度倚重煤炭业务的状况有所变化，棉花相关业务的收入大幅增加。东北豆货也是三井物产的重要调查对象。1888年，以朝鲜大豆歉收为契机，东北豆货开始取代朝鲜大豆输出到日本。1890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派遣员工山本条太郎到营口调查东北豆货。山本寓居在当地大商号“东永茂”，与“东永茂”财东潘达球等华商交游，参观“东永茂”油坊，见识到营口豆货贸易的繁盛景象，了解到东北豆货的商业价值。1892年，山本携带东北大豆、豆饼的样品向三井物产总部汇报，建议在营口开设分支机构经营东北豆货。1893年5月，山本代表三井物产与“东永茂”达成协议，由“东永茂”代理收购东北大豆、豆饼。对日输出豆货逐渐成为三井物产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业务，三井物产由此得以在中国东北成功立足。三井物产通过搜集中国土产的相关情报，了解其经济价值，大量输往日本。

　　除了商品市场、产地等与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商业贸易情报外，三井物产也搜集中国各地的交通、金融、税收等经济情报。1878年，三井物产派人到天津调查当地的交通状况、交易习惯、流通货币乃至量器。1880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调查了中国的厘金，期望日本也能获得子口税等帝国主义特权以促进对华贸易。这类经济情报有利于三井物产更深刻地认识并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

　　企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当地的政治环境，特别是战争之类的重要事件能对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三井物产也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例如三井物产发行的《上海物价报告状》第342号就包含李鸿章要求停战等与中法战争相关的信息。这类情报有利于三井物产加深对中国的人士以规避经营风险。

　　甲午战前，三井物产进行了大量对华情报活动，搜集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以服务于对华经营活动，逐渐成为规模最大的日本在华企业之一。在三井物产拓展对华业务的过程中，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井物产在搜集利用情报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通过情报工作促进日本对华贸易的发展。三井物产并非汲汲于私利的普通私营企业，而是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三井物产在中国经营的主要商品正是日本主要对华贸易商品。如果没有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发展，三井物产在中国的发展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井物产在《应振兴对华贸易》一文中表明，将通过传递商业情报来振兴日本的商业贸易，即使因此影响到自身业务亦在所不惜。这种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三井物产通过情报工作促进日本对华贸易的决心。三井物产依托自身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向日本政府、客户、社会传递中国情报。

　　三井物产在华分支机构经常直接向当地的日本驻华领事提供中国情报。三井物产等在华日商提供的情报是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例如1879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向日本驻沪领事品川提供关于日本贸易银元在上海流通状况的情报。1885年，上田向日本驻沪领事安藤太郎提交关于上海煤炭市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1885年夏季上海市场英国、澳大利亚煤炭以及三池、高岛等日本煤炭的进口量、各种煤炭的价格以及预测的行情。日本政府非常信任三井物产的情报搜集能力，多次委托三井物产进行对华调查活动。1887年，日本农商务省委托三井物产派人实地考察开平煤矿等华北的煤矿。三井物产选派员工山本条太郎执行这一任务，山本成为首位实地考察开平煤矿的日本人。甲午战争期间，山本又被日本政府临时委任为内阁通信员。山本详细调查中国东北地区的物产、交通等经济情况，撰写了调查报告《占领地及朝鲜平安道商况视察复命书》。日本外交官本多熊太郎认为，在“满铁”成立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调查报告中，山本的报告最为绵密详细。三井物产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中国情报，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三井物产还向期望发展对华业务的日本客户直接提供中国情报。如果日本客户希望向上海推销新商品，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后向客户报告。19世纪80年代，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不定期发行《上海物价报告状》，刊载其搜集的上海物价、进出口商品等商业情报。上田亲自编辑《上海物价报告状》，印刷则交由日本人开设的修文书馆负责。每次邮船由上海开往日本时，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都会将《上海物价报告状》寄送给日本的客户，或者经由其他分支机构分发给客户。1880年2月14日，益田还在《中外物价新报》上发出公告，指出日商由于对海外缺乏了解而难以进行对外贸易，呼吁有志于对外贸易的日商向三井物产索取海外情报。这些日商在向三井物产索取情报的同时，往往也会成为三井物产的客户。有志开展对华业务的日本工商业者不用前往中国就能够通过三井物产获取他们所需的情报。客户可以根据三井物产提供的情报，改进商品的品质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日本棉纺织界参考三井物产搜集的情报促进日本棉纱的对华输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棉纱价格大幅下跌，日本棉纱纺织同业联合会决议对华输出日本棉纱以扩大市场，为此委托三井物产调查中国棉纱市场的情况。三井物产派遣员工端善次郎到上海实地调查当地的棉纱输入状况、交易规则、重要棉商、包装样式等情况，指出日本棉纱需要改良包装和商标才能更好地对华输出。端善次郎从上海寄送印度棉纱和商标样品回日本，作为日本棉纱包装的参照对象，还劝告日本的棉纺织企业在棉纱商标中使用动物等受中国人欢迎的形象。大阪纺织会社使用金色、白色的大象作为商标，东京、钟渊、堂岛等棉纺织企业则相继改进棉纱包装。此后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棉纱的主要海外市场。三井物产提供的情报促进了日本棉纺织业和对华棉纺织品贸易的发展。

　　三井物产除了向日本政府和客户直接提供情报外，还将部分情报通过公开出版物向社会公布。益田认为搜集并传递国外的商业情报是海外贸易从业者对公众应尽的义务。益田本人领导三井物产积极履行这一义务。三井物产顺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创办了《中外物价新报》。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内务省劝商局局长河濑秀治劝告益田创办经济类报纸，以更好地传递日本国内外的商业情报。1876年11月，益田顺应要求在三井物产内开办《中外物价新报》。《中外物价新报》设有“香港通信”“上海通信”等栏目，介绍当地大米、煤炭、海产品等商品的价格。其中很多报道是三井物产在华分支机构提供的。《中外物价新报》是日本现在影响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的前身，在传播经济情报促进日本对外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三井物产向其他日本公开出版物提供中国情报。《通商汇编》《官报》等日本官方出版物不时刊载来自三井物产的报告。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也刊载过三井物产的《上海物价报告状》。1880年6月到1887年2月，三井物产上海支店持续向日本影响最大的经济类杂志之一《东京经济杂志》寄送关于“上海市场商况”的报道，传递生丝、煤炭、海产品等各种商品的行情。1891年1月，日本棉纱纺织同业联合会的机关报《联合纺织报》常设“上海通信”栏目，刊载来自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报告。除了向日本国内提供情报外，三井物产也向在华日本人提供情报和支持。1882年7月，日本人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刊物《上海商业杂报》在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内设立，受到三井物产的资助，主要刊载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调查资料。1890年6月，三井物产上海支店支持松野平三郎创办上海最早的日文报纸《上海新报》。《上海新报》的宗旨为“以新闻发行来尽发展日中贸易的梦想”，报道上海等地的物产、物价、进出口贸易等情况。《上海新报》有关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的经济报道大多来自三井物产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与三井物产的《上海物价报告状》存在关联。此外，《上海新报》还经常刊载《上海三井物产会社支店报告》等与三井物产相关报道。三井物产搜集的中国情报通过公开出版物得以广泛传播，有利于日本人加深对中国经济的认识。

　　甲午战前，日本对华贸易额特别是对华出口额大幅增长。在日本对华贸易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企业中，三井物产的情报搜集能力突出，又乐于向日本政府、客户乃至公众传递情报，为日本对华贸易的发展和经济扩张提供了支持。

　　甲午战前，不少日商进入中国从事对华贸易。从1873年到1893年，在华日商从1家增加到42家，人数也由23人猛增至1017人。但在中国市场成功立足的日商较少，重要原因之一是日商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不了解中国的商业情况。当然，也有一些日商通过有效的情报工作不断拓展对华业务，其中以三井物产最为成功。

　　三井物产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情报工作，逐步建立并完善对华情报工作机制，依托其在华分支机构与员工，从日本政府、华商、洋商等各种渠道搜集中国情报。三井物产通过积极搜集利用中国情报，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在华企业之一。与此同时，三井物产还将搜集到的中国情报传递给日本政府、客户和社会，促进日本对华贸易发展，充分发挥其作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先锋和主力的作用。此外，三井物产还向日军提供情报，或者为日军的对华谍报活动提供协助，有利于日本发动对华军事侵略。甲午战争前，三井物产员工山本条太郎在营口处理业务期间，就留意调查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情况。在山根将军实地考察中国东北南部时，山本提供了大量帮助。山根绘制的地图在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对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1893年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考察中国刺探军事情报，受到三井物产天津出张所、上海支店的款待。三井物产与日本政府在情报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是日本政府主导的“官民一体”对华情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午战前，虽然三井物产的对华情报工作相对活跃，但是其在华分支机构的数量较少，自身业务及其情报职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三井物产对华情报工作的规模有限，特别是系统性的对华调查活动为数较少而且不够深入。甲午战后，日本获得在华投资设厂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对华经济扩张进程大大加快。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大为增加，类型更为多样，对华情报工作更为活跃。为日本企业提供情报支持的日本商业会议所也开始广泛出现在中国各地。在此背景下，三井物产大量增设在华分支机构以拓展对华业务，对中国情报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三井物产如何顺应形势变化调整并推进对华情报工作，其在日本对华情报网中的地位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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