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深邃历史眼光、宏大国际视野和未来战略思考，深刻阐述了这场战争胜利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指出：“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新时代新征程，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个重大问题，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好党的领导，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中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组织者、抗击者

　　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军队的挑衅，蒋介石电告东北军：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后，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因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外均不战而退，大片国土很快沦丧。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中国毅然决然承担起抗日民族先锋的重任，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最早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吹响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第五天，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第八天即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比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这些宣言、决议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严厉谴责了政府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表明了中国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鲜明立场，宣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绝不屈服的坚定决心。

　　率先开展抗日行动，直接领导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直接组织抗日武装，创建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多次“讨伐”，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激发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热情。

　　坚决支持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先后支持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支持和帮助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并于1935年12月掀起震动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鼓励和组织知识青年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宣传抗日，支持救国会“七君子”的抗日爱国活动和绥远抗战，对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

　　二、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巩固者、维护者，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习指出：“中国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面对中日两国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靠什么？靠同志所强调的“中国人民的大联合”，也就是要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积极组织者、坚定巩固者、坚定维护者。中国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积极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八一宣言”，鲜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中国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扭转了中国时局，为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创造了必要前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的努力和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中国各民族、各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在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中国事务评论家藤枝丈夫在1938年出版的书中就曾点评到这一点。其中讲到：“在中国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主要力量。”“作为实际的地下指导力量，中国虽长期隐于社会暗处，未受到新闻记者与国际舆论的足够关注，但他们却是这场运动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在江西苏区被攻陷、被迫退出华中与华南、退至西北边陲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中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优势，但事实证明，它依然是抗日运动的核心。”这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

　　坚决维护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中国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对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团结抗战几度出现形势逆转的不利局面。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击退了顽固派发起的三次高潮。尤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斗争中，中国以抗战大局为重，在自卫和反击的同时，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使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破裂，有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最终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中国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抗日战争正确战略战术的提出者、指导者、引领者、践行者

　　习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要怎样抗战？抗战将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国最后能不能胜利？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一时看不清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就无法正确指导这场战争。中国和同志准确把握抗日战争的规律，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正确指导和科学指引。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从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把中国民众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为了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中国领导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同时按照工作性质，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侦察队、战地服务团等，真正实现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1944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6个月的采访后，写出一本《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

　　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5年12月，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驳斥社会上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同志于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同志科学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认为战略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科学预见，在抗战中得到完全证实。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军民，而且在高层引起很大震动，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政要都曾仔细阅读过《论持久战》，深为赞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论持久战》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了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同志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战斗战役持续不断的一场特殊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使日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参谋的日军将领冢本政登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发挥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坚持持久抗战、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

　　四、中国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主战场，中国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习指出：“中国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以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中国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所构成。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协力合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同志曾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正面战场在一段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战略防御阶段起着主战场的作用。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战略防御阶段的重要力量。抗战初期，以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参加了各战区防御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迫使日军长期分散兵力进行两面作战，从而为推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实现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力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主战场，中国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主力。从1938年起，中国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近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在抗战局面非常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日、伪军开展大规模进攻；至1940年12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充分展现了中国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战略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1943年以后，敌后战场开始扭转困难局面、展开局部反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支撑了抗战，而且给中国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使人们感受到中国正在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同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经济萧条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正如同志1944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1945年，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满怀豪情地强调，“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改变整个战局的战略引领作用。

　　五、中国团结带领人民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习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是一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史，更是一部伟大抗战精神的锻造史。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同人民一起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人发挥了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动作用。1938年10月，同志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人始终勇敢战斗在最前线，“誓与山河共存亡”，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钢铁长城，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保持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尊严。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人，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同人民战斗在一起，鲜血流在一起，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在追忆八路军击溃日军的黄土岭之战时，作家魏巍曾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

　　中国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影响和带动下，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成为响彻华夏大地的最强音，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重新涌动激荡，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的意识和信念空前高涨。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出现了“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的生动局面。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以身殉国，军“八百壮士”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中华儿女“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不畏强暴、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汇聚起气势磅礴的伟力，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了。80年前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记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历史启示我们，中国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时代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前进道路上必定会有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砥砺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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