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前述研究成果被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是中山大学2018级博士毕业生梁丹。他目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副研究员。

　　25日，梁丹告诉澎湃科技，他们在研究中总结了4个类群中被狩猎数量最多的物种。目前，其中一些已被列入到了在2021年2月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比如黄胸鹀、画眉等。但一些被狩猎严重，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皮书列入的受胁物种尚未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比如田鹀和棘胸蛙。“我们分析的法律文书中，发现（它们）有大量个体被狩猎。”

　　上述研究结果涉及中国境内的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四个动物类群，数据源自中国公共法律数据库中2014年1月至2020年3月的共计6年3个月、9000多条涉及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的法律文书。

　　该研究发现，非法狩猎广泛分布于319个的市一级城市中。其中，华东和华中地区是发生相关案件的热点区域。这些区域不仅包含了更多的非法狩猎案件，同时也包括更多的狩猎个体量大的案件。但包含受胁物种的案件则多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

　　作者认为，之所以西南地区未显示为热点地区，可能原因是地处偏远，且执法力量相对薄弱，执法难度较高。但西南地区是涉珍稀濒危物种案件的热点区域，值得执法部门的关注。

　　综合社会经济因素分析表明，一些更接近城市市场的地区有更高的非法狩猎案件密度，进一步证实了非法狩猎的商业属性。

　　前述6年3个月的法律文书中记录了共计673个物种，其中包括在中国分布、列入IUCN红皮书的受胁物种89种。

　　前述文件记录到的被非法狩猎的仅仅四个类群的野生动物个体就超过300万只。其中，约90%的被狩猎个体来源于仅5%的狩猎案件，这说明存在大规模的非法狩猎团体。

　　而前述被大量狩猎的物种中，含8种受胁物种和18种能够携带病毒的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均存在显著风险。

　　前述法律文书显示，部分狩猎动物的主要用途是动物制品，其中一些鸟类被当作宠物出售。

　　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狩猎案件和狩猎个体量大的案件都主要发生在人工生境中，而包含受胁物种和兽类的案件则多发生在森林生境中。这两种生境应成为是执法的重点。

　　此外，由于并非所有非法狩猎事件均能被成功执法和判决，因此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被狩猎物种的低估程度。通过物种累积曲线和基于物种性状和系统发育关系的预测模型，研究识别了781种在法律文书中未被记录、但存在较高被狩猎风险的物种，其中包括90个受胁物种。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过公共数据评估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贸易所引起的偏差，并为今后的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的执法活动中应关注的存在高狩猎风险物种提供科学参考。

　　该论文的标题是《评估中国非法猎捕本地野生动物的情况》（Assessing the illegal hunting of native wildlife in China）。除了梁丹，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博士后胡思帆博士和马亮副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的Xingli Giam副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戴维·威尔科夫（David Wilcove）教授为共同作者。

　　《自然》期刊特邀请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大卫·爱德华兹（David P. Edwards）同期发表的“新闻和观点（News and Views）”文章，对该论文进行评述。大卫·爱德华兹教授认为，前述论文通过法律文书评估野生动物狩猎，填补了国家水平的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研究的空缺，为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研究提供了启示。